什么是和平时期军人的结局

作者：吕永岩

当年平安保险马明哲将自己年薪定到万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数字在当时相当于名将军合计一年的年薪。和平年代暗淡了军人舞台，但却不应该贬低军人。军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在和平年代也不乏令人感慨的奉献牺牲。

“我的肢体仍在雪地里竖立，雪在我的眼睛里纷纷扬扬……有那么一天，我将踏上在大自然与一片永恒虚无中行驶的列车，载着我经过人生的最后几个站牌，经过最后一段被绿色簇拥的路程。在那上面，我会洒下激动而寂寞的泪水……”

这是一名军旅诗人曾经写下的一段文字，当然这是一名和平时期的军人。我第一次见他是在《解放军文艺》组织的小说创作笔会上，那时他是军官，我是战士。后来我从部队基层调入军区政治部，担任军队报纸的编辑，得知他病倒了，并且经常要使用杜冷丁。当时我很吃惊，为什么要使用杜冷丁？进一步打听才知道他腿部患有脉管炎，局部溃烂疼痛难忍。再后来我才知道，他所以患脉管炎，是因为在那个中苏关系特殊的年代，多次参加边境潜伏，并且是在冰天雪地的雪国冬季，久而久之，终于在一次徒步往返40公里乌苏里江边巡逻时发病，一时间双腿疼痛难忍，无法行走，幸亏遇到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汽车，这才借助司机帮助，勉强回到哨所。经多方检查，确诊为“双下肢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系冻伤后遗症所致。

这名军人就是很多人都熟知的林柏松。

林伯松的简历是这样的：年2月入伍，最初在鸡东县平房边防站，当年底，调到鸡东县友好中心站。年3月2日，珍宝岛战斗打响。此后两个月内，他在友好中心站管辖的争议区迎面山执行潜伏任务12次，最短9小时，最长12小时。后因冻伤双足而停止潜伏。年组建边防团，林柏松被调到团政治处任代理书记，年1月提干，任牡丹江军分区政治部干部科干事。年调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任干事，年11月因家庭困难调回牡丹江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任干事。

30多年来，林柏松腿脚溃烂，相继截掉数个足趾，含右足大足趾。双腿肌肉大面积萎缩、坏死，致使双膝双胯关节全部僵直。吃饭、写字都要站着，解大便也要站着。更凄惨的是，自从右足大足趾被截除后，多次摔伤，左肩摔成撕烂性骨折，至今功能受限。右手摔成挠神经严重损伤，右大臂处形成神经结压迫，右手不听使唤，五指不能并拢，指尖肌和虎口处大面积萎缩，手无缚鸡之力。这期间，林柏松仍然忍痛坚持工作，曾三次病发在下基层期间，两次病发在边防一线连队。尤其是病情危重的近年来，他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伤痛，笔耕不辍，至今已出版文学作品6部，还用6年时间，为已故贺龙元帅撰写了40余万字的长篇回忆录。另外，他还有大量作品在《人民文学》、《诗刊》、《十月》、《解放军文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近百家报刊发表。

林柏松伤痛奇绝，但作为军人，他意志坚强，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成果颇丰。《解放军报》、《文学报》、《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西北军事文学》等各大报刊，曾专门撰文评价他的作品和报道他的事迹。林伯松病痛的程度和创作成就远远超过了张海迪，丝毫不亚于“保尔”。年，解放军报博士生编辑张书恒读了他长达38万字的散文著作《自己的背影》，撰写了几千字的评介文章，以《不息的精神之旅》为题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林柏松没有经历战火硝烟，但他同样用生命点燃激情，用血肉之躯维护了边境安宁，继而又在数十年病痛煎熬下，用啼血的细胞书写了长歌当咏的生命乐章。但是很少有人了解他，也很少有人同情他，更很少有人关照他。如今他卧病在床，津贴菲薄，生活窘迫，度日如年。他的奉献已经淹没在昔日边防的无情风雪中，他的生命挣扎在血肉溃烂的无尽剧痛中。我时常会想，难道这就应该是和平时期军人的结局？

我是一名军旅之人，曾在北部边境线上因多次潜伏冻伤而致成重病和重残。开始还认为有病就治、治好再干。谁想到，病情一次重于一次，不是不能治，而是无钱治。当医院治疗，不用花上一分钱，这是绝对真理，谁都反对不了，谁都说好。可是若是得了难治之症，那就惨了，不医院治。怎么治？我要说是胡治乱治，有点冤枉人，但有时是瞎治一气倒是有的。原因是医疗水平有限（但他们从来不承认）……

我就不会得病，好像我专门得了这样一种病（双下肢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医院（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早在年就指出要尽医院治疗，医院容易误事的，已经误了两年多了。可是，30余载，管我的部队给点困难补助有过，给点医药费补助也有过，都是杯水车薪，就是不能解决到地方治病的费用。而且，堂堂一个师级单位总是和我这样的个人比困难，总是说军分区这几年如何如何困难。有了困难，困难那么大，那就少吃少喝少折腾点吧。不行，吃喝怎么能耽误呢？上边来人，没有一次是因为没钱而不吃那顿饭的。可一说到治病，人家领导也是两个字：不行！领导可是笑着说的：“实在是没有钱啊！”像真的似的……就这样推来推去、拖来拖去，30多年，我近20次被推上手术台……20多岁的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竟变成了一个东倒西歪的一等伤残！真的好惨呦……

这么多年，死亡一直在困扰着我，并多次从死亡堆里爬了回来。关键是直到今天，病情仍在发展，脉管炎没治好，反倒又多了心衰、肺衰、肾衰等症。这无边无沿的苦海到底什么时候能寻找到彼岸？近日来，我的病情又在急剧恶化，几处常年不愈合的伤口流脓流水，伤口变大变深，疼得我死去活来，深更半夜大哭大叫。这样一来，心脏马上就不行，因为休息不好……顺便说一句，好多博友都不知道，我在电脑前站着打字（双腿僵直，还截掉了数个足趾，包括大足趾），有时疼得用一条腿站立（金鸡独立），一个指头（一指禅）敲键盘……我不能冷了博友们的一片热诚之心，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每当病重的时候，我首先就想到了死。我怕死，也怕想死，但又禁不住去想……　

死亡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最终场所，它把虚无带给了人生，从而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恐惧与焦虑。生命歌哭，死亡是生命的背景，死亡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死亡装点着人生，装点着地球。死亡是一个地址，是人人都要去的地方。已经去了许许多多的人，还有许多人正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地接踵前往。去的人中，有的刚刚活了个开头，有的活蹦乱跳、脑满肠肥，却熬不过当夜的星光…… 　　

死是永恒的叹息。它无时无刻不从书架上挤得紧紧的书册的缝隙里透露出来，写这些书和发这些叹息的文豪哲人，如今都已长眠地下，用死的事实把他们的死的叹息，送到我们的心里。还有我们身边不断发生的死亡的实例，对活着的人都是个尖锐的提醒。真正可怕的不是有，而是无。烦恼是有，寂寞是无。临终的痛苦是有，死后的灭寂是无。自我意识太强烈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克服对死的恐惧的，他只能努力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恐惧，即消除对恐惧的恐惧。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恐惧，才使生命主体领悟到生命的可贵和生存的意义。 　　

许多哲学家都教导：使自己愿意死，死就不可怕了。但有一位哲学家说：“我不愿意愿意死。”试想一下，如果不懂得死的恐惧就是幸福，那么动物就是最值得羡慕的了。已经扯远了，我们可以借用莎士比亚的语言：“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人只能死一回；咱们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年死了明年就不会再死。”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哲学就是学死。”生命的消逝固然令人痛惜，但它同时又使人类处于生机无限的变迁之中——衰老者必将死亡，这种设计显示了宇宙的深意，它避免了因静止而导致的生机枯竭，并从总体上维持了生命的质量。其实，我们的生生死死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如同总有一天人类会灭亡世界会消失一样，这是残酷的论断和唯物的态度，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群人的无端的乐观就可以改变或掩盖了的。 　　

事实尽管如此，而那些健全的人似乎并不挂虑，且心安理得地生活、玩乐、干事业，充分地享受着人生。而我不行，死亡之思考，成为我最确凿无疑的事实。恐怕世人最为讳言的事件中，死亡是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一位墨西哥作家说过：“死亡不是截肢，而是彻底结束生命。”既然人人迟早要轮到登上这个千古长存的受难的去处，从那里被投入万劫不复的虚无之深渊，那么任何人对此都不会无动于衷的。我更不例外……

然而，自古以来思考过、抗议过、拒绝过的人，无一不得不死去。世界上任何苦难，我们都可以小心地躲过去，唯有死亡是躲避不了的，也是无法解脱的。在我身体健全时，对于活着太习惯了，而对于死却非常陌生。当死亡向我凶猛地扑过来时，而且又无前路，这时死亡的恐惧、焦虑便在我的心中潜伏下来，并时常隐隐作痛，有时还会突然转变为尖锐的疼痛。

乌纳穆诺曾说过：“信仰就是愿意信仰；信仰上帝就是希望真有一个上帝。”说不清，一瞬间，就与文学结了缘。写好写坏不论，反正文学是我的上帝，而我本人就是朝拜者和信仰者。通过一点寄托(包括任何门类)，无疑会分散痛苦和化解痛苦。如果把死亡当做人生司空见惯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来想，倒不失为一种准幸福境界。一个人躲避或延长死亡的到来，最好的办法是找事干，尽量不让残疾在内心里留下创伤，也少了许多绝望。这可能是愚人的想法，哪怕少些欢乐和平静，但毕竟活下来了。斯多噶派就主张：服从自然，服从命，心甘情愿地接受死亡。面对死亡和向死而生是一样的，都是需要勇气、激情和理性的。其实，生和死，就是一间房子的前门和后门。生命的两端是无尽的神秘和虚白。

死亡和太阳一样不可直视，尽管我们掉过头去，我们仍然知道它存在着。我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但我对明天还抱有很大的希望。我谈了这么多的死，实际是想很好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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