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座教堂amp父亲是一座桥梁

不知道我长到了多少岁，才知道了母亲的名字。从小我就听村里人叫我母亲“任家娃”，尽管我猜测那可能不是她的本名，但在村庄里，人们称呼女性都是某家娃之类，听着也就习惯了。大概上了初中吧，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明白母亲原来还有一个颇富诗意的本名：任润梅。

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小一个轮回，也就是说，相差十二岁。母亲的娘家在河川里，她爬上高坡，嫁给比她大许多而且身体残疾的父亲。父亲成过一次家，前妻因病亡故，迎娶母亲显然是他的二婚。母亲的条件比父亲优越，但她为什么会嫁给无依无靠且已结过婚的父亲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母亲娘家的穷困。

母亲给我说过，解放后她娘家的成分是“雇农”。我起初并没怎么听过雇农，倒是耳朵里塞满了“贫下中农”这个词。后来才明白，雇农比起贫下中农来，还要一无所有。贫农好歹还有少量的地，可雇农呢，一分田地也没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外公兄弟两个，都是靠给人下苦力维持生计。挑担子，背石头，两个外公腰都弯驼了，才积攒了一点银两，购买了一亩薄地。这一亩地除了埋葬先祖，能用于耕种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母亲年幼丧母，自然内心有着相当的痛楚。她和大多数农村女孩子一样，都没有进过学堂读书。她嫁给我父亲后，又承担了赡养自己父亲的责任，直到把已经失明的老父亲送至天国。

母亲的生命轨迹有着太多的酸楚，但奇怪的是，她的性情却异常乐观开朗，豁达大度，全然没有受苦受难的痕迹。母亲惟一让我窥探到她内心图谱的是她拜了一个干姊妹。这个被我称作姨姨的人比母亲大一岁，是外县人，从小失去双亲，流落在我们村，与村上一个矮小瘸腿的男人结了婚。母亲对我解释她们结拜的原因，仅仅三言两语，说是她们都命苦云云。我姨姨尽管和我母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却亲如真正的姊妹，两人相互帮扶，相互支持，一直携手而行。

母亲的亲人不多，外公去世后，最让她牵挂的亲人有三个：一个弟弟，一个叔叔，一个姨妈。她对自己的叔叔和姨妈不是一般地好，拜年要亲自去，叔叔和姨妈一旦来我家，即使家里再困难，她都要千方百计给他们做好吃的。

我舅舅呢？当然是我母亲心中的宝物。舅舅比我母亲仅仅小五岁，但母亲始终把他当作孩子看待，当作幼苗呵护。舅舅到我家里来，那简直就像皇帝驾到。舅舅不会替他的姐姐和姐夫干丁点的活，即使我家盖房子，众多的亲戚都在辛苦帮忙，但舅舅仅仅只是到现场驻足观看了几分钟而已。舅舅习惯于背靠被褥，斜倚在我家的炕上抽烟，一副悠然清闲的模样。我母亲则忙前忙后，满额汗水，但脸上却洋溢着喜悦。我们平时的主食是玉米面，但母亲总要给舅舅做白面吃。母亲似乎早已摸透了舅舅的口味，她最爱给舅舅做的就是油炸馍片。在那个缺粮又缺油的年代，舅舅大口吃着油炸馍片，惹得在一旁观看的我们直流口水。

舅舅是一个外性情的人，喜欢交往，也经常四处奔跑。多少次，舅舅来我家已经是深夜，我们全家人已经入睡。母亲从睡梦中醒来，从炕上爬起来，点着右灯下厨给舅舅做油炸馍片。农村人那个时候做饭烧的是柴禾，烟熏火燎。风箱的咯吱声在寂静的深夜，显得格外响亮。

在我们家里，母亲当然是一个主要的劳动力。在生产队里，女性干一天最高是八分工，母亲每天就为那八分工而出力流汗，即使有病了，也舍不得在家里歇息半天。母亲锄地、挖地、种玉米、割麦子等等，什么活都干。最苦的是学大寨时的修梯田。我们村的地基本平坦，只是个别地方呈现出斜坡状态，完全没有必要大兴土木。但学大寨是一场政治运动，修梯田于是也就演化成了一出政治表演，谁敢疏忽怠慢它？

修梯田开始于秋天，一直到春天才算搞完一个段落。村里选择了一块田地作为基点，铲平另一块田地，挖下的土填到第三块田地里，使三块田合三为一。地势高的田地比作为基点的田地高出两米，三地合并，面积直追一个天安门广场。

修梯田采用的是包工形式，几个人一个小组，按土方量计算工分。母亲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即使在可以混水摸鱼的情况下，也不懂得偷懒，因此她就成了被争抢的对象。许多人都希望和她一个小组，这样的话，她们可以不出太大的力，也能挣到颇高的工资。母亲在东拽西拉中，和另外的三个妇女成为了一个劳动小组。村上仅有的三辆架子车，早就被别人占据。母亲这个小组的劳动工具，除了镢头和铁锨，再有的，就是我父亲给她们打造的一辆“地轱辘”车了。地轱辘车是独轮，轮子是木制的，位于车子的最前端。地轱辘车上的藤条筐里盛满沉重的湿土，在松软的土里，车子一推动，那个轮子就像尖锥一般直往虚土里钻。一筐土从地的这头运到地的那头，需要费好大的力气，两三个人合推，个个也都累得气喘吁吁。

母亲不管干什么都特别舍得力气。修梯田最苦的活不是推地轱辘车，而是挖崖。时值冬日，天气料峭，土地冻得如同锈铁一般。母亲挥舞着铁锹，一锹狠狠地砸下去，崖上除了留下一个牙痕，再就是蹦出几颗米粒般的土屑。母亲挖崖采用了科学的方式，她瞅准一块崖土，就在它的四周不停歇地掏挖，直至将它周围的土掏空，才迫使那块崖土轰然倒地。崖土常常很庞大，又很坚硬，它在倒塌的一瞬间，母亲得快速撤离。

母亲尽管小心翼翼，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有一回我放学回家，发现母亲坐在炕上，面色不好。尽管她见了我佯装一副笑脸，但我从她不时扭动的嘴唇上，还是觉察到了她的疼痛。她时不时地用牙齿咬紧嘴唇，似乎不把嘴唇咬出血就誓不罢休。

我掀开捂在母亲脚面的被子，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母亲的一只脚肿得活像一个巨型面包，红得如同喝醉酒者的脸庞；小腿也肿胀，略略有点青紫。母亲告诉我，是倒塌的崖土砸伤了她。我转过身去，眼泪夺眶而出。可母亲却一个劲儿地声称没事没事，过几天就好了。母亲在炕上坐了一两天，只是涂抹了一些父亲采摘的草药，就挣扎着下地干活。

令人辛酸的是，那么高强度的体力活，母亲却常常饿着肚子在干。那时候，我只要不上学，就会随母亲去地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包工的机会，尽可能地多挣些工分，以减少超支的数目。天不亮人们就陆陆续续地往地里赶，走到地边，第一件事是点燃一堆柴禾，烤烤火，暖暖身子。这个闲暇，也是大多数人吃早点的时间。多数人会从口袋里掏出玉米馒头，那玉米馒头冻得像秤锤一样僵硬。人们把玉米馒头放进火边烤，等馒头的皮肤被烤得黑红，再拣起它啃咬。但我母亲和我却从口袋里掏不出玉米馒头。母亲只能搂着自己枯皱的肚子，看着别人吃。

吃和穿永远是一个贫穷家庭最重要的难题。

八个孩子，加上父母，再加上我舅舅一家人，还有不停歇地来往的亲戚，我家里常常人满为患。没有蔬菜和水果，每个人的饭量都显得特别大。父亲拿着口袋四处借，母亲夹着空碗满村跑。多少次，我放学回家，看到家里的烟囱一丝烟也没冒，就心生怨气。烟囱没冒烟，证明母亲还没有开始做饭。我家离学校比较远，母亲饭做晚了，我岂不是又要迟到？在小学阶段，我一直担任班长，负责点名。我都迟到了，怎么好意思给别人的名字处打杈？

母亲夹着一个空碗，倚大门框而立。她的神情无比忧郁，脸上的愁云堆积成山。我不懂事，只关心自己迟到不迟到的问题，偶尔会抱怨母亲几句。母亲夹着个空碗出去，等了许久，却又夹着个空碗回来，脸上呈现着失望与尴尬。我当然知道，母亲已经借遍了全村，有的人家有粮却不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给你，有的家庭和我家里一样，也是弹尽粮绝。没有办法，母亲就去了山坡，弄回来一些野菜野草之类，让我们充饥。

即使有饭吃，可我从来没有真正留意过母亲的吃饭。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和我们同桌就餐过。她把该端的端上桌，把该盛的饭碗盛满，可等我们狼吞虎咽时，她却总是站在一旁观看。她像一个忠诚的侍者那样，瞪着眼睛，看谁吃完了，就会给谁去盛饭。别人吃得高兴母亲则高兴，别人吃得满足母亲则满足。当其他人吃饱之后，锅里常常已经空了。母亲要么刮一些锅底，搜集那么一点点供自己吃，要么就啃一个冷馒头。一顿饭又一顿饭，她都是这样敷衍过去。

母亲做饭特别快，还特别讲究，有着一般农村妇女不具备的好厨艺。尽管缺吃的，但她却是“巧妇能为无米之炊”。一点点的野菜，或者些许的萝卜白菜之类，只要来了客人，她都要千方百计地弄出四个碟菜来。她切的菜又细又长，火候恰倒好处，味道极其可口。别的女人做一顿饭的工夫，她却能做出三顿饭。她做饭不怕麻烦，总是变化着花样，极尽可能地不予重复。她的脑子也是极其聪慧，很懂得统筹学。在拉风箱期间择菜，在熬稀饭期间切菜，在炒菜期间馏馍等等，一点时间都不虚度和浪费。

那时候在农村妇女中很流行“厘面”，就是把擀好的面铺开，一刀一刀地划切，划切的面又细又长。但母亲却不这样做，她依然把面叠到一起，用刀快速地切割。她如此切割，达到的却是“厘面”的效果。我一个姨哥到我家走亲戚，回去后告诉我姨姨，我母亲给他吃的是挂面。后来我姨姨见了我母亲，谈论起此事，才知道所谓的挂面，其实是出自我母亲之手的刀切面。母亲的刀切面，可以和挂面以假乱真了。

我们那个时候的衣服全凭母亲和姐姐的纺线织布。村里时而种一点棉花，时而不种。即使种棉花，绝大多数都上缴给了国家，给村民分配的那点儿，还远远不够做棉鞋。但对村民来说，棉花却是基础性的生活用品，没有它是万万不行的——做单衣要棉花，做被子要棉花，做棉衣要棉花，做鞋子要棉花——没有棉花怎么办呢？拣拾是惟一的办法。一群一群的妇女，手拎藤条笼，到临村已经废弃的棉花地里，寻找人家遗漏的棉花。但如此的收获总是有限的，而且时不时地遭到人家的驱赶。

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偷。一到夜里，村里的妇女个个都变得如同耗子，几乎都要出去偷棉花。我母亲胆子小，经常缩在我家里不敢出门。许多天之后，我家的大门响起了敲击声。母亲拉开门闩，见邻家大嫂提个大笼站在门口。大嫂动员我母亲和她一起去偷棉花，我母亲犹豫了许久，才随她而去。大嫂呼唤我母亲去偷棉花的响声，经常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母亲一走，我就再也睡不着了。我很为母亲担心，害怕她万一被人抓住了该怎么办。

天快亮时，我家的大门有了响声，显然母亲回来了。只见她提着一个超大型的笼，笼里严严实实地塞满了棉桃。她的脸上、脖子上、手臂上等，竖着横着很多条血色的印痕。她气息奄奄，口干舌燥，几乎发不出声来。就是说，整整一个晚上，母亲都是在棉花地里度过的。棉花地里是密密匝匝的棉杆，因耕种时把地整成一绺一绺的，很不平坦。母亲在田垄里摸黑行走，高一脚低一脚，磕磕绊绊，有一回竟然从高碱畔上滚了下去，弄得全身甚至头发上，都沾满了泥土。

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持续了多回，连拣带偷，积攒的棉花终于可以纺织八丈布或十丈布了，于是母亲就进入了纺线阶段。纺线是很苦的，白天参加生产队艰苦的劳动，回家匆匆给家里人做饭，一直到夜晚才有了坐在纺车前的空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村已经通了电，但用电照明的日子屈指可数，更多的时候却是停电，整个村庄一片漆黑。母亲坐在奄奄一息的油灯下面，就像坐在一团浓雾里，外人几乎看不清她的脸。但纺车的嗡嘤之声就像老人们哼唱的歌谣，绵延不绝，穿透一个又一个夜晚。

我睡醒一次，发现母亲在纺车前坐着；再睡醒一次，还发现母亲在纺车前坐着。等我起床时，纺车前已经没有了母亲的身影，倒听见风箱的咯吱声。只有那么两三次吧，我早晨起来，发现母亲依然坐在纺车前，手抚着纺车，头枕着手臂睡着了。我们起床时的响动惊醒母亲，她苏醒过来，看看外面明亮的天，显得很是惶恐和自责。

母亲的眼睛一年四季都发红，现在想想，显然与她睡眠不足有关。她何时认真而塌实地睡过一觉？倒是她坐在炕上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和人聊天时，却动辄打起了响亮的呼噜。

纺好线，又经历了多道程序，就又开始了织布。织布一点也不比纺线轻松，它自然是一件艰苦的体力活。饿着肚子的母亲坐在织布机前，没黑没明，一坐就是一两个月。布织成，经过浸染，然后就成了成品的布。辛苦数月，成品布却十分有限，根本不够分配。母亲最先考虑的是我舅舅一家人的穿着，哪怕我们穿得再破烂，也要给舅舅家每人从头到脚截取一身新衣裳——舅母早早病故，留下舅舅和三个孩子，母亲说什么也不能短了他们的精神——我们穿的都是舅舅家里人从身上退下来的旧衣服，母亲把它们拆开，重新搭配缝合，又放进染缸里浸泡，拎出来晒干，旧衣服就看起来和新衣裳没有了区别。周而复始地轮回，年年如此。

我记得父母吊在嘴边的话是：“富人过年哩，穷人过难哩。”过年没钱买肉，没面粉包饺子，但对我们来说，穿“新衣服”却不可或缺。父亲再难，也要买一些鞭炮让我们玩。母亲呢，早早地就开始了给我们准备新年的衣服。她把旧衣服全部拆开，经过浆洗，浸染，又缝制成新衣，等待着大年初一让我们穿。说来也奇怪，穿着经过改装的旧衣服，我们心里也是乐滋滋的。

母亲的心有三分之一在我家，有三分之一在舅舅家，还有三分之一在邻居和亲戚家。不过，当面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的时候，她又成了全身心的百分之百。舅舅是母亲的精神支柱，但却也是母亲的梦魇。

舅母病故时，我母亲大概只有三十五岁。那时候，我外公生活在我们家。外公晚年彻底失明，行动不便，每走一步路都要靠我们牵引。母亲对外公百般孝顺，我父亲对外公也是特别地好。我记得很清楚，就在某一天，母亲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叫走，几天后归来，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母亲的眼泪默默地挂在眼角，她有时候忍不住，就跑到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哭也不敢放开声音，惟恐外公和我们听见。

外公免不了唠叨，询问我舅家的情况，他的询问，总能唤起母亲的悲伤。但母亲一直把舅母病故的消息对外公进行了隐瞒，她回答外公的询问，总是以“好着呢”三个字搪塞。半年后，外公知道了真相，从此患上了食道癌。几个月后，他辞别人间，我父母操办了他的丧事。

被抱回的婴儿是我舅舅最小的儿子，他出世才四十天，体形有一只小猫那般大。父母抚养起了他，把他视为自己的孩子。小表弟比我妹妹小几个月，当他来到我们家时，我妹妹还在哺乳期。母亲本身就营养不良，粗茶淡饭也吃不饱，而今却要给两个孩子喂奶，显然是难以为继。但母亲念及小表弟幼小丧母的可怜，总是把有限的奶汁倾斜给小表弟。小表弟有了奶汁，妹妹就要挨饿。父亲挑着笼，四处购买柿子。为了便宜，父亲看中了一棵树，谈好价钱，就将那棵树上的柿子全部购买。柿子搁软后，妹妹就把柿子当乳房吮吸。

除了全方位地照顾表弟的一切，舅舅一家人的穿衣也由我母亲承包。母亲宁愿让我们穿旧衣服，也要让他们穿得崭新；母亲宁愿让我们的衣服上打满补丁，也不让他们的衣服有丁点的破绽。舅舅家的女儿和大儿子，年龄也不大，都是母亲痛在心头的牵挂。表妹和大表弟一年有数个月都是在我们家度过的。我们家本来就缺粮食，他们的到来自然是雪上加霜。

母亲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四处打听，希望给舅舅重新娶到一个女人。一个一个女人来我家和舅舅相亲，母亲都是好话尽说，好吃好喝招待，但却都是只开花不结果。我记得有一年，村子里来了一群讨饭的。那些讨饭的是一家人，老老少少六个人，像一个团队，他们来自于遥远的安徽。讨饭者中最核心的是一位妇女，三十多岁，另外的五个人，是她的父亲和她的孩子。孩子最大的十一二岁，最小的三四岁。

村里有人了解到这个女人年轻丧夫，就鼓动母亲留下这家人，看能不能让他们和我舅舅一家合二为一，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母亲便与那家人沟通，没想到他们欣然答应。自此，那群讨饭的就入住我们家。我家里仅有两孔土窑洞，母亲让我们腾出一孔来，让他们居住，而我们十多个人就拥挤在一孔窑洞的一个土炕上。

没有吃的，父母就四处借。不管我们吃得怎样，母亲都要让他们吃饱吃好。那些人什么都不干，他们把自己的行囊铺展在我家的院子里，白天就坐在那些行囊之上。所谓的行囊，其实就是一堆破烂，很脏，散发着异味。他们和陕西人的生活习惯很不相同，似乎不怎么讲究卫生，个个的脸上都污渍斑斑。

这些人在我家整整吃住了一个多月。就在某一天，父母都去生产队劳动，我们也都去上学，家里恰好没人。父母从田间归来，却发现院子里空空如也，窑洞里也空空如也。这时，他们才恍然明白，那些讨饭的已经不辞而别；留给母亲的，则是深深地怅惘和长长的叹息。

母亲的脾气性格，连村里七八岁的孩子都知道。这些孩子饿了，就跑来给我母亲要吃的；渴了，就给我母亲要喝的。我家里时不时就像一个幼儿园，滚动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我母亲特别喜欢孩子，见哪个孩子都要亲一口。她在路上走，如果手里拿着一个馒头，没等自己咬一口，却是见一个孩子就掰一角，见一个孩子就掰一角，一路散去，没走多远，手里的馒头就消失得没了踪影。拿一个苹果也是那样，你永远别指望她把一样好吃的东西填进自己的嘴里。

我工作后极少给她买东西吃，这与我对她身体的误判有关。村里人都认为她身体好，我也认为她身体不错，活个七八十岁没问题，我自信等我手头宽裕，孝敬她有的是时间。我记忆中只给她买过两次油糕。一次是她到城里来，我陪她在街上走，在她的推辞下，我买了六个油糕，强行塞给她。她把油糕捧在手里，却没有吃，声称回去时绕道去我姐姐家，把油糕给她的外孙子吃。不曾想，就在我不留意当中，母亲却朝一个衣着褴褛的男人追去。追了六七十米，她把油糕塞到了那个人的手中。母亲招手叫我，我走近他们，母亲向我介绍说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她的叔叔。这个叔叔并非母亲的亲叔叔，和我家也没有来往，但母亲曾经向我谈起过她这位本家叔叔，言语之间充满了怜惜：她本家叔叔做了上门女婿，但妻子儿子对他很不好，经常打他，导致他精神失常。

还有一次我买了十几个油糕带回家里。家里外人满屋，我知道油糕取出来一星也吃不到母亲嘴里，她会把它全部散发掉。等那些闲逛的人都回了家，我才打开自己的包，取出了油糕。我希望母亲和父亲将油糕吃了，别再老想着接济他人。母亲把油糕给儿女们一人一个散发完毕，还剩下四个。我强迫母亲吃一个，母亲嘴里答应着，可就是不吃。她用言语哄骗着我，说自己晚上吃了油糕牙疼，明天一早一定吃了它云云。说着，她就用一片纸包住油糕，把它放入木柜里。

第二天，我起床比较晚。我起来后，母亲早已做好了早餐。吃完早餐，我外出，却在邻居家的门口，发现邻居的小孩手举一个油糕在吃。我问小孩哪里来的油糕？小孩回答我是五妈——他称呼我母亲为五妈——给的。我气不搭一处来，立刻回去诘问母亲，母亲好言好语安抚我，轻描淡写地说谁吃了还不一样？

我们村子离县城二十华里。村子居于一个高塬之上，而县城坐落于低洼的河川里。就是说，要从村庄去县城，或从县城返村庄，来往都要上下一条长约十华里的坡路。连自行车都不普及的年代，一般的人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都不去县城，因为靠着双脚下坡上坡，太累太累。可我母亲不一样，许多次，她来县城，没有任何私人的事，却是为了满足一群孩子逛县城的欲望。村里的孩子，想让自己的父母带他们来县城，会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他们就一个个跑去找我母亲，央求我母亲带他们去城里。我母亲心软，经不起孩子叫几声“五妈”或“五婶”，她总是放下手中的活计，安顿了家里，就准备出发。临行前还要在村里吆喝几声，聚集了一帮孩子，组成一个儿童团，而她则像是这个儿童团的团长。她领着他们从村里跑到城里，转遍四条大街，甚至把孩子领到我教书的学校来喝水。等孩子们尽兴之后，她又把他们领回村庄。孩子的安全她得留意小心，个别孩子拉肚子她得去买药；那些孩子出门不带一分钱，我母亲念及孩子来一趟县城不容易，就自掏腰包，给他们买冰棍之类。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以至于在村民之间产生了依赖性：有孩子想去城里，就会跑来纠缠我母亲；有时甚至是家长跑来，号称自己忙，请求我母亲带他们的孩子去县城玩，我母亲即使身体不适，也是来者不拒。

夫妻间闹矛盾不可避免。闹了矛盾，互不相让，妻子最拿手的就是一走了之。有娘家的回娘家，没娘家或不想让娘家知道的人该何去何从呢？那些人第一个选择就是来我家吃住。有时候一日两日即宣告结束，有时候五天六天才撕扯完毕。我母亲既要给他们管吃住，还要调解他们的矛盾，整天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我有一个远房叔叔，称他为八叔。他脑子不是很灵光，挨了八婶一辈子的骂。八婶和村里谁都合不拢，但天天却守在我家里。八婶小气得要命，可以为八叔多吃了两口莲花白而叫骂八叔好几天。八婶骂起人来嘴无遮拦，粗话脏话喷涌而出。不知从何时起，八婶动辄就把八叔赶出家门，不给他吃饭。没饭吃的八叔一点儿也不着急，他甚至还暗自窃喜。他来到我家，大模大样地坐在饭桌前，馒头一吃就四五个，直至站立不稳。八叔经常并自言自语：同样的粮食，我母亲怎么会把饭做得那么好吃呢？

八叔差不多每月都有八九天在我家吃饭。有时候，他号称八婶外出了，家里没人做饭；有时候他不做任何解释，从田里归来就直奔我家而来。他在自家田里耕种，却在我家吃饭。我母亲习惯了这样，我没听到她一句怨言，倒听到她老说我八叔可怜之类的话。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我在耀县中学教书期间的某个下午，我正趴在桌子上备课，房门突然被推开，门里闪进来的人是八婶。八婶面色枯槁，腰弯腿颤，看起来虚弱不堪。我忙问她是不是病了？八婶气息奄奄地告诉我，她并不是病了，而是饿了；她说她和我母亲一块儿来上街的，但却和我母亲走散了，怎么也找不到我母亲；她来我这里，就是来寻找我母亲的。我问我母亲和她的饥饿有什么关系呢？八婶解释说，她嫌麻烦，只要和我母亲一块儿来县城，都不携带馒头，饿了就吃我母亲的；可我母亲却找不到了，找不到她只有挨饿，这不，她可要饿得昏过去了。

我心里窃想：你嫌带着馒头麻烦，我母亲就不嫌麻烦吗？嫌麻烦不过是你的借口，根本的是你吝啬自己的粮食；我母亲和你逛街，不但要带上自己吃的馒头，还得给你背上干粮？心里虽然有隐隐的怨气，但我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两元钱——我那时候的工资才五十多元——给了八婶，劝她赶快到街上买点吃的。

八婶拿着钱离去。但依据我对八婶的了解，她会揣着那两元钱回家。她即使饿死，也绝对舍不得拿钱去买吃的。

母亲给无数的人管过饭。卖豆腐的，收黄豆的，弹棉花的等等，只要让她碰到，都会邀请人家到我家吃饭。一顿饭做熟，等人家吃完，锅里已经空空如也。母亲则啃几口干馍草草了事。

我们村家境最差的那户人家叫老笨。老笨一家被村里人瞧不起，几乎没有多少人正眼看他们。老笨母亲和我母亲关系不错，但老笨母亲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已撒手人寰。老笨脑子缺斤少两，又娶了个傻子妻子。老笨妻子生育五个孩子。每一次生育，老笨都跑来叫我母亲，我母亲则火速前往。母亲帮着接生婆让孩子顺利落地，然后接生婆离去，母亲则要守在老笨妻子身旁，熬米汤，端屎尿，呵护婴儿，惟恐孩子因为老笨妻子的不当处置而夭折。母亲至少要在老笨家坚守半月以上，而她每天回家睡觉，都要到深夜。聊起老笨家的事，母亲说老笨一家人真是傻彻底了，他们不知道到厕所方便，就在他们居住的窑洞里随意大小便。地上这儿一泡尿，那儿一堆屎，窑洞里臭烘烘的，让人窒息。母亲呵斥了老笨夫妇，让他们记着去厕所方便，然后自己动手，将那些屎尿铲除打扫干净。

老笨母亲去世后，母亲经常叹息老笨一家吃的是猪狗食。冬天到春天，老笨就领着孩子走巷串户，挨门乞讨。即使讨回来粮食，老笨妻子也把饭做得不生不熟。老笨的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是母亲最为惦记的人。隔那么三天两天，母亲就要去叫一回老笨父亲，让他到我家吃饭。习惯成自然，时间一长，不用母亲去叫，老笨父亲就会踩着开饭的钟点，自己找上门来。有时候整整一星期两星期，老笨父亲都守在我们家吃饭。老笨父亲吃了，还要给他的孙子携带。他忘记了携带，母亲就会亲自送去。

母亲的这种行为令我不悦。我经常抱怨家里的粮食本身不够吃，自己的孩子在挨饿，父母辛苦换来粮食，粮食却让那些八秆子打不着的人吃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顾天下，我们连自己的生计都成了难题，为何要管那么多？老笨有的是兄弟，有的是本家，他们为什么不念及老笨一家人的可怜？而我们与老笨不沾亲，不带故，何以如此慷慨？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关照何时是个尽头？

其实，我如此抱怨还是心疼母亲。母亲日渐憔悴的面容让我心如刀绞。别说没米下炊，即使粮食满仓，但要把生米做成熟饭，烟熏火燎，容易吗？

在我的一再抗议下，母亲显然有了某种程度的收敛。所谓的收敛，也只是变换了形式，变换了策略，知道了怎么回避我，知道了让他们吃饭不能那么明目张胆，而是需要进行某些装饰和掩藏。我如果不在家，老笨一家人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地放开肚皮吃；我如果在家，母亲就想尽办法阻拦我进灶房，因为灶房里有她隐蔽的秘密。

记不清有多少次，母亲把饭端到屋子让我们吃。她呢，则上了灶房的门闩，自己像一个卫兵一般，把持在灶房的门口。我们第一碗吃完，如果还想吃第二碗，母亲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我们进灶房。她夺下我们的饭碗，进灶房舀饭，但刚一跨进灶房的门，转身就把门迅速关上。我开始并没有觉察她这种行为有奇异之处，但一而再，再而三，不由得我起了疑心。某一回母亲不让我进灶房，但我偏强行闯入。母亲的秘密一下子暴露在了我的眼前：就在灶房的烧火凳上，坐着老笨的父亲，他正在埋头吃饭。

我的暴怒并没有制止住母亲。她送走老笨的父亲，然后声称出去借个东西。我发现她的围裙里鼓鼓的，就追了出去，强行拉扯开她的围裙，结果好几个馒头掉落在了地上。馒头里夹着菜，菜随馒头的滚动而洒落了一地。母亲苦笑，但却如实告诉我，老笨家断炊好几天了，不送吃的给他们，那些可怜的孩子会被饿死。

时间一长我也疲惫了，尽管也发发牢骚，但基本上听之任之。这下好了，老笨一家人经常成群结队地来我家吃饭，把我家的灶房挤得水泄不通。

与老笨家类似的还有一个食客，叫杨虎，临村人。杨虎早年死了爹娘，他自己则成了一个浪子。如果说我对老笨家有所同情的话，但对杨虎滋生的只有厌恶。杨虎身强力壮，但却好吃懒做，一辈子靠蹭饭活着。杨虎终生未娶，他独自一人蜷缩在我们生产队废弃的仓库里，时不时地装疯卖傻，还经常偷人家的羊和鸡。杨虎是我家的常客，自然也经常在我家吃饭。时间一长，他就有了依赖性，一到开饭时间，他准时到场。母亲做饭时早已把他计算在内，一口巨大的铁锅里，饭满得常常往外流淌。

我对杨虎实在不能忍受，就当着母亲的面斥责他，让他以后远离我家，不要再来蹭吃蹭喝。那时我已参加工作，在县城教书，一个月在家里呆不了几天。回到家听弟弟妹妹说我的斥责并没有效果，我不在家的日子里，杨虎依然如故地按时来吃饭。某一天我回到家里，大门敞开着，我坐在院子里与人聊天。临近吃饭时间，杨虎来了。他脚一跨进我家大门，看到我坐在院子里，愣了一下，然后退了出去。但他没有真正地离去，而是在大门外走来走去。我知道他的意图，那就是让母亲发现他的存在。果然母亲瞥见了他，于是在安排好我们就餐后，母亲怀揣吃的东西，溜出大门，偷偷塞给了杨虎。

母亲听到我的责怪声，解释说杨虎也是条命呀，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饿死呀。

我有一位堂姐，从血缘上与我们已离得好远。堂姐年幼丧母，与父亲以及成家的姐姐姐夫一起生活。堂姐在十四五岁时，在地处盆地的某国防单位给一户人家当保姆。迎着暮色归来，她无端地精神错乱，整日胡言乱语。堂姐后来嫁于一户人家，不久就被扫地出门；后来又嫁给我一个中学同学，但因为病症时时发作，也遭到我同学一家的嫌弃。

堂姐被送回我们村，不知何故，她并没有在自己姐姐那里居住，却整天守在我家里。母亲简直把堂姐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她领着堂姐四处求医问药，回来后就给她煎药熬药，并好言相劝着给她喂饭。晚上她就和堂姐睡在一起，起床后则给堂姐梳头洗脸。堂姐有时候有点理智，有时候就疯得一塌糊涂。堂姐把我们家的不少东西砸烂，还动辄将母亲的脸抓伤。

堂姐一直在我家居住了两三个月，搞得我们的生活一团糟。她的危害甚至扩散到了我所供职的学校。某一天，我讲完课，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发现一群学生围在一起看热闹。我还没弄明白他们在看什么，却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怪声怪气地呼喊我的名字。我仔细一瞧，学生们围在一起观看的对象正是堂姐。堂姐又是唱又是叫又骂人，惹得学生哈哈哈地笑；堂姐还特意把我列出来，一副得意炫耀的神情，歇斯底里地呼叫我是她的弟弟。

堂姐的举动很快就在学校里产生了轰动，老师也好，学生也罢，都知道了我有一个疯子姐姐。

另有一次，母亲带着堂姐到教堂里祷告，完毕后领着堂姐到学校找我。我的办公室兼卧室和校长家紧挨着。校长家门口有块菜园，里面种植着各种植物。堂姐站在我门口的台阶上，自言自语，在我没留意之际，她竟然把校长菜园里的两棵向日葵的头扭断。校长老婆大呼小叫，抱怨不休，我除了向人家赔礼道歉，还能怎么样。

与堂姐类似的还有我的一位老姑。老姑是母亲的远房姑姑，从血缘上讲并不亲近。老姑不知道天生弱智，还是后天遭受了什么挫折，总之，她脑子有问题，是一个傻子。老姑嫁到贫穷的深山里，我母亲从来没有提起过她，我当然也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老姑存在。可有一天，这个老姑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跨进了我家的大门。

母亲把老姑当贵客相待，给她想着法子弄好吃的，看到她穿着破烂，就给她缝制像样的衣服。那时候我们村子里缺水，水要到一道深沟里去挑。母亲领着老姑，跑了三四公里，专程去给老姑洗头。

老姑很少和旁人说话，但她的嘴却蠕动个不停，自言自语，声音很小，宛若蚊蝇的叫声，谁也听不明白她在念叨什么。老姑吃饱穿暖之后，就呆呆痴痴地坐在炕上，一坐就是三个多月，全然没有离开的意思。

老姑对我们的正常生活形成了很大的干扰。住宿本来就紧张，有了老姑，就更加拥挤。在我们的再三抱怨下，母亲才和颜悦色地请求老姑回去。老姑对母亲的请求根本不理，她似乎觉得她就是我家的一分子了，吃住在我家，理所当然。她不愿意离开，母亲也就不强迫她，默认她继续住下去。

到了腊月，眼看春节将至，母亲才说服老姑回去过年。老姑的家很远，大概有三十多公里，基本上是山路。母亲坚决要亲自送老姑回家，一则她怕路上有人欺负老姑，二则她怕老姑迷路走失，三则她还要去劝劝老姑的儿女，要善待自己的母亲。

后来，老姑几乎年年都要来我家，而且一住就是两月三月。母亲依旧好吃好喝相待，临走还一定要送行。

母亲的来者不拒，让我家简直变成了一个难民营，变成了一个收容站：村里谁家的女主人走亲戚或上街，没有人做饭，她家里的其他人就会来我家就餐；村里某个妇女生了病，不能做饭，母亲要么跑去给人家烧火揉面，要么直接把那些没饭吃的人领到我家来吃饭；某户人家全体外出，只留下上学的孩子，那孩子听从父母的吩咐，一放学就挎着书包来我家吃喝；亲戚不论亲疏，不管婆媳闹了别扭或是夫妻打了架，其中的某一方就会来我家躲避。他们的吃住都是免费的，我母亲对每一个人都热情似火。我一个表姐，和表姐夫闹离婚，在我家过年。我一个远亲表姐，被她的丈夫打伤。表姐的亲姐姐就在我们村，但她不去自己的姐姐家，却一日到晚坐在我家哭；她一哭起来就打嗝，而且打嗝的声音既拖沓又响亮，让人现在想起来都很不舒服。

母亲身体刚强为众人所公认。人们看到她风风火火，不知疲倦，得出她身体刚强的结论一点儿也不奇怪。母亲很少得病，有小病小痛也不看医生，挺一挺，抗一抗也就过去了。但正因为这样的假象，让我对母亲身体的真实状况有所忽略，从而酿成永远的遗憾。

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就病倒了。我以为和过去一样，她休息几日就会恢复正常，因此并没有特别留心。当村里有人传话给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需要认真对待了。我把母亲接到我供职的县城学校，叫来一个年轻的医生，给她检查身体。母亲没有住院，就躺在我宿舍的床上打吊针。但自始至终，医生都没有搞清楚她究竟患了什么病。我那时候手头极其紧张，更没有意识到病痛会从我手里夺走母亲，因此在母亲病情有所缓解且她要求回家之际，我就把她送回了村庄。岂不知，她的病症并没有得到解除，病菌潜伏在她的体内，正在一点点地蚕食着她的身躯。

母亲身体的每况愈下最明显地反映在夏收之中。平时收割麦子，母亲总是冲锋在前，但这年收麦之际，有几次她都喊头晕，中途退场，回到家在炕上昏睡。看着焦黄的麦子，母亲如何不着急，但她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八九年春节刚过，正月初六，我从县城步行回家。医院住院，有可能面临手术。那天早上也挺奇怪，我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因为小事而闹了别扭，妻子回了娘家，我也想着回去陪陪母亲——因为新婚要走众多亲戚的缘故，过年我并没有时间和机会单独与母亲呆一会儿——我路过大姐家，听到了有关我舅舅家的事情：我小表弟前天结婚，但婚礼却闹得鸡飞蛋打。母亲把小表弟从一个婴儿管成了一个小伙子，她对小表弟情深似海。不相干的人结婚，她能去都要去的，何况小表弟终身大事呢？但小表弟的婚期恰逢过年，家里来的客人需要招待，母亲被拴住去不了。去不了，母亲的惦念却不会减弱，惦念之中还夹杂着隐隐的愧疚。

我回到村子，远远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玩花花牌，母亲就在那些人当中。母亲是围观者，但她却抢着给人家出牌。母亲发现了我，就朝我一路小跑过来。我随母亲回到家里，家里还有亲戚。母亲没和我多说话，就下了厨房。

亲戚们吃完饭，大多数人已告辞，只有个别人还留在屋里和母亲拉家常。怪我嘴长，我说出了舅舅家打架的事情。母亲听了后，脸色变得灰青，叹息一声“都要把人亏死哩”。后来话题转移，说起了我三姐住院的事情。母亲说她已经洗净了身上的衣服，医院伺候我三姐。三姐住院已有好些天了，但因为春节，母亲却一直没有去探望，她心里自然有些许的抱憾。当然，母亲也表现出了某种畏难情绪，说一提起动手术她就有点儿怕。

剩余的亲戚走了。母亲就解开亲戚拜年带来的一包点心，分发给我们吃。我要她也吃一个，她搪塞说她不喜欢吃。在我的再三强迫下，母亲才掰了半个点心。可就在她将要把点心送到嘴边之时，突然门口出现了几个教徒。母亲一转身，点心就转送到了一个教徒的手里。母亲再次打开一包点心，一个教徒发一个，但她自己却始终没有尝一口。

教徒有四五个人，全是女性。教徒说临村的某个人病了，她们要叫上母亲，一起去为那个生病的人祷告。我当时就表示了不悦，阻止母亲前往。我说我是专门回来看你的，可你却要远行，这是为什么呢？母亲显得颇为为难，但她还是决定要随教徒而去。

我一边叹息一边离开了家，心想母亲不在家，我还呆在家里干吗？我到同村的一个同学家里，同学妻子端上了酒菜，我与同学喝起了酒。

夜幕降临，村子里极度安静。我突然听到喊叫声，那喊声在冰冷的天气里，透射出一股股的寒意。再仔细一听，竟然是有人在呼叫着我的名字。我忙跳下同学家的炕，从他家的大门跑了出去。呼喊我的是我小弟弟，他平时叫我哥，今天却叫着我的名字，而且声音怪异。我问怎么啦怎么啦？小弟弟拖着哭腔说我母亲病重。我问母亲人在哪儿？小弟弟说在一个邻居家里。

我赶到那户与母亲同样信仰耶稣的人家时，只见她家屋子里有很多人。那些人有男有女，都是教徒。我母亲瘫倒在她家炕的角落，我大弟弟正在抱着母亲的头，在给母亲做着人工呼吸。我跳上炕，抓过母亲的手一摸，就已经彻底绝望：母亲没有了体温，她的身体浸骨冰凉。

母亲，你就这样和我们诀别了吗？

母亲去世时五十六岁。

父亲去世时，因为他病了一阵子了，我心里多多少少有所准备。可母亲突然而轻率地撒手人寰，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接受。母亲是我生命中的天，天塌了，年纪尚轻的我，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悲痛，又如何能担当起她未竞的责任呢？

母亲是在祷告期间突然发病，至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病夺走了她的生命。我猜测她有可能是冠心病，但冠心病只能平躺着等待医生，不能乱动。但那些教徒看母亲病危，都抱着她摇晃，又是扼她的脖子，又是掐她的人中。也许本来还有救，但经过他们的折腾，母亲彻底失去了重回人间的希望。

可怜的是，母亲去世当天，还在为一户人家看门并照顾他们的孩子。那户人家男主人祖籍河南，过完年，夫妻同去河南拜年，临走时把他们的孩子托付给我母亲。三个孩子白天在我家吃饭，晚上母亲则陪孩子在他们家睡觉且替他们照看门户。母亲已经替他们免费服务了三天，她随教徒外出时，还不忘专程去叮咛孩子，让他们早早地关了门，让他们不要害怕，她会早早地回来陪他们的。

我至今都在自我谴责：我为什么要把舅舅家发生的事情告诉母亲呢？母亲一辈子有半个心都在我舅舅家，她听了舅舅家的打闹，是不是滋生闷气而导致疾病猖獗，以至于命丧黄泉呢？

没有棺木，没有殓衣，更没有钱。看着一群孤儿在哭嚎，作为长子的我悲痛欲绝。母亲最让我伤心的是，她活着时，竟然没有照过一张照片。祭奠她时，没有一张照片在灵堂前摆放。后来经过妹妹的回忆，才想起来她的一个同学曾经手拿傻瓜照相机，给母亲拍过一张照片。就是这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成为母亲留给我们，也留给这个世界惟一的图影。

母亲是累死的。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村里众多人的看法。田野里，她是个壮劳力；家庭里，她是个顶梁柱；她和父亲养育了八个孩子，还要加上舅舅一家人以及众多相干不相干的人的吃喝，让她的生命车轮，老处于一种高速运转的状态，没有片刻的休息与宁静。一架机器，也需要休养维护，何况母亲是个血肉之躯呢？

母亲去世后，村子里有多一半的人都哭红了眼睛。这些抑制不住流淌的泪水，就是写给母亲最好的悼词，也是献给母亲最晶莹的赞美诗。

母亲当然也有自己最自豪的事情。母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村里谁家的钱我都能借到。在那个贫穷而又四分五裂的山村里，对于一般人而言，借钱有着“蜀道之难”，但对于母亲，却易如反掌。母亲到谁家的借钱都不会空手而归，不正是从一个侧面映现出母亲人格的伟岸和信誉的卓著吗？

母亲已经去世将近二十年了。从没有见过母亲的弟媳来城里看我，聊起我的母亲，她也是感慨连连。她不明白母亲究竟是如何为人处世的，十九年过去了，村里人还在谈论着我母亲，还在赞美着我母亲，还在为母亲的早早离去而惋惜不已。

我的父亲母亲活着时是贫穷的，甚至是屈辱的，但他们用他们的老实、善良、宽厚、仁义、慈悲、博爱等品质，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父母是茫茫人海里的小人物，但在我的心中，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和最灿烂的人。如果说父亲的弯腰驼背，是我站立并行走的一座桥梁，那么母亲的所作所为，则是净化我灵魂的一座神圣的教堂。

父亲是一座桥梁

我父亲乳名叫安庚时，学名叫安富家，他若健在，今年应该八十八岁了。年少时我对父亲是忽略的，轻视的，可当我自己做了父亲，才忽然懂得了“父亲”两个字泰山般的分量。然而此时的父亲早已撒手人寰，留给我的是无尽的遗憾和伤感。

我降生人世后，当明白谁是我的父亲时，说实话，我隐隐有些失望。是的，我的父亲与别人的父亲有好大的不同：一是他身体残疾，弯腰驼背；二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他时不时地被人押解着游街，或者戴着白牌子在批斗会上垂手站立。他的这种情状对一个少年敏感而脆弱的的心灵，几乎有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我从记事起就有那么一种抬不起头来的压抑，我甚至抱怨上苍的不公：为什么要让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现在细细思量自己的父亲，一种想哭的冲动时时席卷而来。我苦命的父亲，是如此地善良，如此地宽厚，如此地勤劳，如此地多才多艺，但却要承受命运残酷的惩罚和践踏。他没有任何过错，没有做过一件对不住天地良心之事。一只蚂蚁，他绝对不会随便用脚踩死；一棵正在成长的禾苗，他从其身旁经过时，也总是那么地小心翼翼。

抛开弯驮的腰背，父亲的长相其实是挺英俊的。一张清秀的脸庞，五官异常端正和精致；更重要的是，他的脑子极其清晰和聪颖，说话尽管声调不高，但若仔细听，会发现他的语言很有逻辑和条理，而且总是能抓住问题的核心；父亲在村子里低头活着，没有任何地位，但村里一些人家闹了矛盾，却跑来让父亲评理，而父亲讲出的话，总能让他们心悦诚服。

父亲是方圆很有名的鞋匠。他做鞋钉鞋修鞋的手艺为众多的人所称道，以至于他的名字渐渐从人们的嘴里消失，大家叫他也好，谈论他也好，都以“鞋匠”相称。他有一个木筐，里面盛着满满的做鞋工具，有木楦、木楔、钉锤、麻绳等。父亲偶尔走巷窜户，挣一些零碎的小钱。更多的时候则是足不出户，等待着客人上门。但在我的记忆里，凡找上家门的人，或村民，或亲戚，不知道是出于不好意思还是别的原因，他从不收取人家的费用。那个年代，似乎没有人能买得起鞋，鞋全部都是手工制作；但鞋并不是一做即好，立刻能穿，而是得经过木楦的夯撑。一个村子百余户人家，惟独我们家有木楦。于是村民们不论什么时候做好鞋，或拎着一双鞋，或抱来一摞鞋，前赴后继地来我家，让我父亲夯撑他们的新鞋。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论父亲在忙碌，还是在吃饭，来者不拒，他都会放下手中的饭碗或活计，为来人帮忙。他态度极其谦和，也很有耐心，从没有表现出些许的不耐烦。替村民撑好鞋，村民们一句谢谢也用不着对父亲说，就带着满足离去。当然，父亲也不需要他们的“谢谢”二字。

父亲没有学过建筑技术，但凭借着悟性，凭借着观摩，就会砌墙盖房。生产队碾麦场里的庵房，村里的粮仓，甚至电磨房等，这些在村庄里显得高大雄伟的土坯建筑，无一不是出自父亲之手。生产队请外村的匠人盖房，需要支付一笔在当时来说不菲的费用，而叫我父亲盖房，却只是给他记一点工分。工分根本不值钱，一个劳动日一毛多钱，可悲的是，父亲苦干一天却并不值一个劳动日，而仅仅是八分工。也就是说，父亲以一个匠人的身份为生产队砌房子，其价值充其量只有几分钱。

给队里盖房子，好赖一天还值几分钱，可给村民们修门楼，那才是真正的白干。在我们村，祖祖辈辈延续的传统是，不论家里多么贫穷，不论家里多么糟烂，但门楼却一定要修得冠冕堂皇。门楼仿佛一家人的脸面，脖子以下哪怕污迹斑斑，但脸面绝对要光彩亮丽。修门楼是要钱的，但因为父亲的存在，村民们就节省了这笔花费。父亲一年四季没有闲着的时候，不是这户人家叫，就是那户人家喊，这家修完，那家已经等待不及了。春天完了是夏天，夏天过后是冬天，一年又一年，父亲总是忙碌着，辛劳着，硬是把全村的门楼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整修。父亲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他识不了几个字，却很崇尚美。他像一个雕刻艺术家，一丝不苟而又别出心裁地打造着一个个的门楼：这家的门楼的屋檐宛若雁翅一般微微翘起，那家的门楼的屋脊上干脆站立几只栩栩如生的飞鸟，另一户人家的门楼的墙面上呢，镂刻着各式各样的花草或动物的图案。

父亲会编织，藤条也好，竹条也罢，只要到了他的手里，你想要筐他就能编成筐，你想要笼他就能编成笼，你想要盛装粮食的大囤，他就能编织成大囤。他先是给我们家编，因为手艺好，免不了有邻居找上门来找他编。他不推辞，有求必应。改革开放的初期，生产队成立了编织工厂，十几个人，而父亲不但是厂里的绝对主力，而且是所有人的师傅。可惜的是，工厂仅仅存在了一年多，就关门大吉。

父亲还有一个手艺，就是砌炉灶。其他人砌的炉灶，烟直冒，火却死气沉沉，可父亲盘的炉灶，火苗旺盛，且很节省燃料。久而久之，村里所有的炉灶都被父亲义务承包。父亲更拿手的绝活是捞桶。在我们那一带的村庄，村民饮用的都是窖水——在场边打一个土窖，天下雨时，场里的水顺着水眼流入窖中，以备日后使用——村民打水，时不时就有水桶脱离绳索，掉入水中。水桶一旦落水，就得用绳捆住一个人，把他放入窖中，让他挥舞着长长的铁钩打捞。奇怪的是，所有的人似乎都不谙打捞的窍门，把他们放入水中，即使折腾几个小时，多数人也是无功而返。但父亲却不同，人们只要把他捆住放入窖中，短短三两分钟，他就能胜利而归。

我离开村庄许久了。但我知道，在农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忙已经很稀少了。现在即使在亲朋之间，帮忙都是有偿的。但父亲所干的一切，都是无偿的，而且是无怨无悔的。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人，甚至连一丝一毫的犹豫也没有过。村里每一户人家，都得到过他的帮助。父亲即使偶尔得到人家一包烟的回报，却显得是那么地诚惶诚恐。

父亲的童年是悲惨的。应该说，他出生于一户豪门人家，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清末举人，戴着标志着官位的顶珠。曾祖父拥有良田四百多亩，居住在高大雄伟的木质高楼里，雇工众多，骡马成群。曾祖父是几品官现在无法考证，村里的老人们描述他“出入县衙，两边的侍卫都要向他脱帽鞠躬”。父亲是曾祖父的掌上明珠，他一出生就掉进了蜜罐里。但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父亲五六岁时，曾祖父就撒手人寰。

我的祖父是个纨绔子弟，他在我们村里人的眼中无疑是个典型的“败家子”。祖父未品尝过奋斗的艰难，因此不知道“粒粒皆辛苦”。祖父最早在乡村当教师，命运似乎也不很顺当：年轻的祖母病故，年迈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相继离开人世。六神无主的祖父下定决心要离开村庄，到县城安家。

祖父离开村庄时的情景成为村里人久久的谈资，他对财物的随意抛弃和处置让人瞠目结舌：给他一碗小米，他就送人家一个大立柜；给他一升绿豆，他就送人家一个八仙桌……而这些家具都是用名贵木材打造的，做工极其考究和精美，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不可思议的是，祖父摘掉了家里的锁子，敞开大门，谁想在里面干什么都可以。于是，那么富丽堂皇的建筑里，有人占了一间两间居住，有人占了一间两间作为粮仓，还有人把它当成了饲养室，在里面养羊或喂猪。

祖父在县衙里当“代书”——为打官司的人写状子——他很快又新婚成家。我的后奶奶其实还是个孩子，她是东街一个食品商的女儿，嫁给我祖父时芳龄才十二岁。一个完整的家终于成型了，幸福似乎在向他们招手。但人生的破碎总是在刹那间发生，命运再一次挥舞起了它那只蛮横的手，将这一家人的希望打得七零八落。祖父在三年以后却突然病故，留下一个年幼的遗孀和四个孤苦无助的孩子。其时，我大姑十二岁，我父亲十岁，我小姑八岁，我叔叔才五岁。

没有了经济来源，城里的生活难以为继。十五岁的后奶奶在无奈之际，率领一帮年幼的孤儿回到村庄。然而，这个时候的村庄已经没有了故乡特有的温馨，呈现出了狰狞的面目。在几个孩子的啼哭和目睹之下，老家的木质高楼被众人拆除，人们为瓜分它而争执不休。当所有的一切被掠夺完毕，剩下的只有两孔没有门窗的窑洞。这两孔窑洞原是我家的粮仓，很宽敞，很幽深，它成为了五个孩子临时的庇护所。

在窑洞里安身之后，萦绕这个家庭的风雨并没有平息：叔叔高烧不退，最终夭亡；一户人家从懵懂的后奶奶手里骗走了土地契约，四百多亩良田全部被人霸占耕种。再后来，后奶奶回城里改嫁，我父亲和我的两个姑姑被寄养在亲戚家。大姑姑被寄养在我大姨婆家，我父亲和我小姑姑则寄养在我小姨婆家。

大姑姑不久就成了一户人家的童养媳。小姨婆的脾气特别坏，动不动就厉声呵斥甚至打骂我父亲。我父亲与其说是在她家寄养，毋宁说是她家的雇工。小小年纪，什么重体力活都干。最终，我父亲离开了我小姨婆家，导致他离开的导火索，则是我小姑姑的婚事。

和父亲一起在小姨婆家干活的还有我的一位表叔。表叔是我父亲伯叔舅舅家的孩子，也就是说，他是我小姨婆娘家的侄子。表叔的父亲和我小姨婆是堂兄堂妹关系，从血缘上讲，表叔与我小姨婆中间隔了一层，显然没有我父亲和我姨婆亲近。但应验了这样一句民间熟语：亲姑姑，假姨姨。小姨婆是一个旧观念旧意识很浓厚的人，她固执地认为我表叔是她娘家唯一的根，因此她对我表叔的关爱远远超过了我父亲，对表叔偏吃偏喝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表叔年少失去双亲，他和我父亲同病相怜。在小姨婆家的日子，他和我父亲同睡一个炕，同钻一个被卧，两人的关系和感情都很不错。但小姨婆的偏心眼，还是让我父亲能够时时感觉得到。同样是干活，重活总是让我父亲干，轻活则留给我表叔；表叔干活慢了小姨婆不吭气，而我父亲稍有迟缓，就会遭到她的责骂甚至毒打。同样是吃饭，小姨婆给表叔盛的饭总是比父亲要多，质量要好。

所有这些，父亲都忍了。我深谙我的父亲，他算得上这个世界上最能忍辱负重的人了。但他还是和小姨婆决裂了，决裂的原因则是我小姑姑的婚姻。我小姑姑也寄宿在小姨婆家，小姨婆自作主张，要让我小姑姑为我表叔换一个媳妇，而我父亲的婚事，她却置之不理。在小姨婆的张罗下，我小姑姑与一户张姓人家定了亲，小姑姑张姓丈夫的妹妹，则与我表叔结成良缘。为此事，从没有和我小姨婆顶过嘴的父亲，却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懑，他和小姨婆狠狠地吵了一架。小姨婆提着烧火棍，把我父亲赶出了她的家门。

父亲从此就成了流浪儿，他靠给人扛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好在大姨婆对他不错，他也经常到大姨婆那里能感受到些许的温暖。

父亲的苦命真是没有边际，就在他打工期间，命运再次给予他致命一击：十四岁那年，他给一户人家放羊，突然天降暴雨，慌乱之中他跑到一个瓜棚里避雨，没有料到的是，瓜棚瞬间倒塌，他被压断了脊梁。如果有好的治疗手段，他本可以恢复健康的。但不幸的是，那个时期医疗技术的落后，加之无钱医治，无人照料，父亲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挺直腰杆，他成了驼背。

父亲再一次回村庄已经十六岁了。在他渐渐长大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出面维护自己家族的权益了。父亲住进那孔满目疮痍的窑洞里，为打官司做着相应的准备。他向法庭递交了诉状，状告夺走我家土地的那户人家，希冀讨回被他们霸占的土地。法庭受理了父亲的案件，于是父亲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煎熬时期。

父亲每年打工的收入是六石麦子，除了维持自己的简单生计，就几乎把它全部交给了法庭。法庭审理案件是马拉松式的，一审就是六年。期间，无数次地开庭，无数次地辩论，好在后奶奶相当配合，她一次次在法庭上跪地作证，终于换来了法庭的判决。但法庭并没有满足父亲的全部请求，它只是判决对方先行归还我家一百二十亩地。

父亲暂时接受了这样的结果，但接着又向法庭递交了新的诉状，希望余下的近三百亩地物归原主。此时已经是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一九四八年，父亲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流血流汗打官司讨回来的土地会给他带来什么。仅仅在那一百二十亩地上耕种了一年，“城头变幻大王旗”，天气突变，江山易主，他差一点被定为地主成分。按土地面积，父亲足以被划分为地主，好在工作组看到父亲的一贫如洗，手下留情，父亲才被划成了富农。但富农已经不属于人民的范畴了，而是被打倒的对象。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中，富农位列第二。

我出生在一九六二年，能够留存记忆大概都到了六八年或六九年。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被批斗的对象。也就是说，从所谓的解放到文革末期，数十年里，父亲都是在被批斗中度过的。父亲禀性很善良，长久地遭受命运的蹂躏，让他变得怯懦而胆小。他从不论长道短，说别人一句坏话；遇到利益冲突，总是节节退让。

至今都不能忘怀的是，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村里突然响起了喧闹声——敲击的锣鼓和呼喊的口号交织在一起——我和所有的小朋友一样，从家里跑出去看热闹。远远的，我就看见一队人在押着几个人游街。被押者戴着又圆又尖的白纸帽，胸挂白牌子，弯腰驼背，头低得快要挨着地面。我往前跑了几步，仔细一瞧，一下子愣住了：妈呀，被押在最前面的竟然是我的父亲！我扭身而逃，颤栗着，哭嚎着，像一个无助的孤儿，不知道把自己藏在哪里才有安全感。

这个情节对一个小小的少年而言，自然有着致命地刺激。曾经以为世界色彩斑斓的我，从此以后眼睛里就多了几分灰色，心灵里也增添了几分忧郁。

随着我渐渐长大，我知道同在一个山村里的人，每个人的身上都背负着一个标签，而这个标签，把人划分成了若干类型和等级。父亲被打入阶级敌人的阵营，低头认罪是他活着的惟一形态，也是他活着的全部内容。村里那个时候特别爱开会，十之八九是批斗会。每次开会，父亲等人都要被押解到台上，在一阵阵咆哮的口号声中，瑟瑟发抖。有那么几回，因为临村的阶级敌人数量不够，父亲宛若一个道具被借去。经过一整天的折磨，迎着暮色，父亲蹒跚归来。也许因为挨了打，也许因为饥饿，他脚跟踉跄，面色苍白，嘴唇青紫，显得是那么地虚弱，那么地气息奄奄。

父亲本来就身体残疾，胃又极其不好，经历了一次次的身体摧残和精神羞辱，他几乎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我清晰地记得，有一回父亲遭到批斗回来后就咳血，一口一口红色的液体从他的嘴里喷薄而出，让人感到恐惧。父亲睡觉时常常蜷缩成一团呻吟，尽管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但那微弱的呻吟声在深夜里扩散，还是时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父亲从来不向我吐露他内心的痛楚，甚至没有显现出抱怨的神情。倒是偶尔还能听见他几句自我安慰的话——他庆幸我爷爷去世得早，若不然，爷爷就会被枪毙——我追问爷爷做过什么恶事吗？父亲摇头，说我爷爷其实也很善良，不但不伤害别人，而且资助过很多人。我问爷爷为什么会被枪毙呢？父亲说我家有那么多的土地，我爷爷若活着，我家百分之百是地主成分；有几个地主得到了宽恕？他们不是被枪毙，也会被人活活打死。

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磨难，没有让父亲的性格变得孤僻怪异，相反，他似乎有了一种常人不具备的韧劲和平和。能够活下来，而且有了一大群孩子，这是他人生最大的安慰了。我兄弟姐妹一共八个，缺吃少穿，简单的生计常常让父母紧锁眉头。我有时候免不了抱怨父亲，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孩子，负担多重啊？父亲总是用“你不懂”三个字来搪塞我，当然有时候在无意当中，他也流露出自己的心声。他说他吃了人少的亏了——在他的人生里，因为没有更多的亲人提携和帮助，不但精神倍感孤单，而且还经常遭受人的欺侮——父亲说他最痛心的是叔叔的病故，甚至爷爷和奶奶的去世，也没有叔叔的亡故让他难过。叔叔如果活着，兄弟俩相互有个照应，他的人生就不至于如此凄凉了。

在我母亲之前，父亲成过一次家的。父亲的前妻和父亲没有生活多久，就因病去世。父亲从来没有向我讲述过他与前妻的点点滴滴，我只是从他的行动中看出了某种端倪。清明时节，父亲领着我去给先祖上坟。给爷爷奶奶的坟茔挂一串长钱，又给外公（我外公的坟墓也在我们村的田野里）烧一叠黄纸，然后，父亲总要绕道去他前妻的墓茔，祭奠他的前妻。从我记事起，父亲年年如此，从未中断。父亲晚年瘫痪在床，不能下炕行走，但他不忘交代我们，一定要给他前妻的坟墓去烧纸。

父亲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但他呈现给我的并不是愤怒，也不是忧郁，更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在沉默之中习惯了逆来顺受的超然。能跌跌撞撞地活下来，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幸运。结了婚，成了家，又有了一群孩子，他已经相当地满足。父亲的脾气特别好，不管干什么，都极其有耐心。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发过火，更没有见过他动怒。和邻居有一点小磨察，他都是以退让的方式息事宁人。他很少以教训的口吻和我们兄弟姐妹说话，我们做了什么错事，他表现出的仅仅是偶尔的不悦而已。

从小长到大，我只记得父亲教训过我两次。第一次是我已经长到八岁了，早已超过了入学年龄，却坚决不去学校报名。老师出于好心，派来了一群学生强行抬我去学校。我耍了一个小诡计，挣脱了他们，如野兔一般撒腿而逃，把自己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为寻找我，父母折腾了大半天。太阳落山时，他们终于在半沟的废弃的烂窑洞里发现了我的踪迹。我被他们召唤了回来，父亲扬言要惩罚我。他这次确实有点生气，但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所谓的惩罚，却只是手持玉米桔，在空中舞动而已。

第二次惩罚我和第一次有点相像，刑具也不过是塑料一般轻飘的玉米桔。我大概上小学三年级，却交不起学费。那时候的学费才一元钱，在现在的人看来是不值一提。可就是这一元钱，却让我的父母紧锁眉头。父亲去给学校的老师说情，得到了可以缓交学费的恩准。但一个学期即将结束，我的学费依然没有交给学校。

老师为了督促学费，罚我站在教室外面的窗下听课。我当然想到的是去给家长要学费。就在别人还在教室里学习的时候，我跑到田野里，把正在生产队里的地里劳作的父亲叫了回来。我感觉自己颇为委屈，于是对父亲发了脾气，大概也说了一些非常刺耳的话。父亲依旧是没有钱，束手无策的他，挥动着玉米桔，吓唬吓唬了我。我躺在地上哭了一场，爬起来，抹着眼泪，两手空空地又返回了学校。

其实，现在想想，父亲何尝不想交学费呢？看到自己的儿子因为拖欠学费而遭受歧视，他心里好受吗？但他也难啊！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区区的一圆钱，足于成为压在他身上的一座泰山。

父亲的爱常常是无声的。他不会直接表达他的爱意，但却可以让人感觉得到。小时候，父亲不止一次地领着我去西瓜地里，或者用有限的粮食，或者用毛草的零票，或者采用赊账的方式，换回一个或两个西瓜。父亲若去了一次县城，回来见到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手在他的衣袋里掏，掏出糖果或别的吃的东西，分发给我们。他去田野里干活或者去坡地里割草，遇到能吃的野果，也不忘采摘一些回家，让我们分享。

我记忆里最深的有两件事情。大概十二三岁那年，我上初一，班主任对我极其不好，甚至有故意欺负故意刁难的意图。经历了几次全班同学文革式的集体批斗，我那颗小小的心灵，已经是遍体鳞伤。如果我有错而遭受羞辱，我认了；问题是我没有任何过错，就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或者因为家庭贫困，就莫名其妙地被老师拎出来，让全班学生朝我身上吐痰，我当然很不服气。我的性格原来也不是特别内向，但经历了一次次的风霜肆虐，我的内心世界彻底被阴霾笼罩。

那年刚过春节，学校组织学生去距离我家十五华里的地方挖树坑——冬天挖好树坑，春天再植树——正值白雪皑皑，寒风凛冽，土地冻得宛若生铁一般。计划一周的劳作量，延期至十天后才能完成。我从没有出过远门，因出于对神经质老师的恐惧，我一刻钟也不敢喘息，身单力薄，但却拼死出力，汗湿衣衫，体力透支相当严重。大概到了第七天吧，收工后，大伙儿都在抗着铁铲铁锨往宿营地走。我落在一群人的后面，却发现那群人纷纷掉头瞥我，神情各异。等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路边的土畔上蹲着一个人。仔细一瞧，那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我的父亲。

父亲面色灰暗，嘴唇青紫，手里拽着一个馍袋。他看见我，努力了几次，才很吃力地站了起来。父亲冲着我笑，然后就把馍袋交到我手里。我掰开馍袋看，里面全是“油股旋”饼子。这种饼子是当时农村人最好的食物，它味道可口，我从小就喜欢吃它。父亲说，母亲和他天天晚上坐在家里的炕上掐算，他们计算着我背的馒头应该快吃完了，于是母亲就打发父亲来给我送馍。母亲半夜起来烙饼子，父亲天不亮就动身往工地赶。父亲一大早就到了这里，可是千亩林地，人海茫茫，父亲找到我并非易事。于是他就蹲在路边守候，相信我会从这里经过。

看到父亲面色不好，我问他怎么了？父亲说没什么，没什么。他尽管说着没什么，但面部的肌肉却抖颤不已。我追问了好多遍，才从他含糊其辞的回答里，知道他饿了，饿得几乎要昏过去了。我责怪他，守着满满的一袋馍，怎么还能挨饿呢？我从馍袋里掏出一个饼子给父亲，可他推脱着，说什么都不要，强行又把饼子塞回了馍袋。父亲安慰我，说他没事，还是老毛病，胃病经常犯，但忍一忍就过去了。父亲叮咛了我几句，然后就转身蹒跚而去，消失在了苍茫的暮色里。

我知道，我家里没有面粉给我烙饼子，面粉肯定是借的。饼子烙出来，母亲舍不得咬一口，父亲也舍不得咬一口，他们节省着每一口粮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使自己的儿女挨饿。

我们的高一生活是在一个荒凉的农场里度过的。尽管恢复了高考，但文革的遗风还未刮尽。农场是“学工学农”的产物，到我们上高中时，它依然存在着。我们的宿舍是一孔土窑洞，没有门窗。某个晚上，我们睡在窑洞里的潮湿的麦草铺上，却谈论起了鬼，说被枪毙的某某犯人的尸体，曾经就在这孔窑洞里停放过云云。说来挺奇怪，就在第二天早上，不知是我因前天晚上受到了惊吓，还是鬼魂果然纠缠上了我，总之，我全身瘫软，虚汗冒流，上吐下泻，显然得了病。请了假，边走边歇，步行近二十华里，挣挣扎扎地回到家里。父母叫来村里的医生，医生建议我赶快去住院。

二姐用架子车拉着我，父亲从后面推着车，把我送到了医院住院。经过检查，我得了中毒性痢疾。头重脚轻，头晕目眩，我只能躺在床上，接受着父亲的伺候。整个住院期间，父亲始终陪护在我身边，给我打饭，搀扶着我上厕所等等。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拖着他瘦弱而残疾的躯体，没有少奔波。

在生产队劳动，父亲和人干一样的活，甚至他干的活比一般人更有技术含量，但他的工分却总是比别人少。男人全劳是十分工，半劳是八分工，父亲因为身体的原因，从天亮干到天黑，也只能挣八分工。劳动日根本不值钱，十分工换算成金钱，只有一毛多，何况八分工呢？但父亲从不懈怠，从不偷懒，身体不适也不会请假。

父亲喂过羊，去邻村卖过杏，但却总是偷偷摸摸的，惟恐自己被人扣上“投机倒把”的大帽子。戴上那个帽子，轻则游街示众，重则被拘押判刑。我很清楚得记得，在某一个春天，家里断了炊，靠野菜维系，几乎要饿死人。没有办法，父亲就去舅舅家背粮食。舅舅的小儿子四十天后就丧母，一直在我家生活，被我的父母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舅舅家远在三十里开外，父亲天黑时出发，天边泛起曙光时，才背着一斗粮食，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里。白天不敢走，一旦被人瞧见并告发，那就有“侮辱社会主义”之嫌。想一想，社会主义如此美好，鹰歌燕舞，人怎么会没有饭吃呢？

从我家到舅舅家，需要翻越两条深沟。为了一斗粮食，父亲从去到回，六十多里山路，竟然走了整整一个夜晚。山里的路弯弯曲曲，人烟稀少，又没有光亮，背着粮食孤独地行走，我不知道他在路上恐惧吗？摔倒没有？

吃饭是父母最为头疼的事。父母拼命劳作，身体都因为高强度的体力活而扭曲变形，但我家年年都是“超支户”。也就是说，劳动一年，不但不能从生产队里分到分文，而且还要倒找人家钱。无数次，村里喊分粮，父亲夹着空口袋去，又夹着空口袋回来——或者是超支户不给分粮的，或者是我家提前借的粮食经过扣除，已经无粮可分——每到这个时候，父亲的眼睛里仿佛蒙上一层灰尘，显得那么地绝望而无助。

我不知道，父亲多少次去队长家里求情，请求队长开恩，把生产队的粮食先行借给我们家。队长哪有好脸色给父亲看？队长哪有好言语给父亲听？哪怕队长的目光是刀刃，哪怕队长的话语是玻璃渣，但父亲却都要佯装一张笑脸，对队长极尽巴结和讨好。我听我母亲说过，似乎有几次，父亲给队长还下了跪——我父亲虽然身体残疾，但并不是没有尊严的人；他极其讲道理，也极其讲信用；我无法体察他下跪时的感受，但我相信当他膝盖弯曲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有那种心如刀戳的难受——有时候，队长给了面子，答应借一些粮食给我们家；有时候，队长脸色如铁心如铁，父亲无论如何都无法打动他，只好扫兴而归。

无知的人总爱怀念过去，认为过去没有贪污，没有特权，人与人一律平等。其实那都是虚幻的想象而已，事实根本不是那个样子。那个时候物质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权力的拥有者远远没有现在的掌权者这么肆无忌惮，但特权却是始终存在着，只是比现在隐蔽罢了。就拿我们村来说，就在全村人普遍没有饭吃，用各种野菜甚至野草充饥的时候，支书、队长、保管、会计等等稍稍有点权力的家庭，却从来不愁吃饭问题。当一般人家连玉米面也要断炊的时候，这类家庭一年四季却全部吃的是白面。我们村有一户人家，十一个孩子，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孩子们常常饿得哇哇啼哭。有一年过年，我家没面粉包饺子，母亲想了各种办法，才借来了一升荞麦。把荞麦连夜磨成面粉，大年初一，母亲就用荞面给我们包饺子。荞面饺子非常生硬，嚼到嘴里像泥片一般。而那户人家呢？比我们家更惨。就在人家欢天喜地过春节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却躺在炕上，蒙被而睡，以此来抵御饥饿。母亲心软，她知道他们家的境遇后，特意打发我端一碗荞面饺子给他们送去。

就是这户人家，后来男主人当上了村里的贫协主席，生活一下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贫协主席对村里的事务有监督职责，村里粮仓有好几把锁子，好几把钥匙；钥匙又好几个人保管，这几个人共同开启，才能打开粮库的大门。那几把钥匙，其中有一把就掌握在贫协主席的手中。自从贫协主席拥有了那把钥匙，他家就再也没有缺过吃的，而且吃的全是让人眼馋的白面。他那些曾经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个个变得活蹦乱跳，还时不时举着白面馒头向我炫耀。

父亲的宽容大度世之罕见。我母亲是一个极其仁慈的人，外在特征就是碰到谁就拽住谁给他吃饭，谁有困难她就千方百计地去帮谁。我家里尽管粮食极其短缺，但每天都有外人在我家免费就餐，而且常常还不止一个，有时候多达五六个人。

父亲对母亲的行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从来没有为此与母亲吵嘴。我的父母很少相互生气，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一辈子总共就发生过两三次口角，而且父亲后退一步，风波就平息了。每年中都有一个日子——恕我粗心，竟然没有留意它具体的日期——母亲总是把父亲叫到灶前，闭了灶房门，让父亲独自一人吃那个鸡蛋夹馍。母亲再为难，哪怕是借一个白面馒头，都要把这个鸡蛋夹馍递到父亲的手里。从来都是让着我们的父亲，在这一天却并不谦让，令我颇为费解。我问母亲为什么要炒一个鸡蛋给父亲吃？母亲回答我那是因为这一天是父亲的生日。

我父亲比我母亲大十二岁。他对我母亲的态度更像一个兄长对妹妹的态度，谦让着，呵护着。父亲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将来等我有能力了，一定要善待母亲，孝敬母亲。父亲说母亲跟上他，没过过一天宽松的日子，受了不少的罪，他心里一直愧疚。

我舅母年轻病故，扔下三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孩子五岁，最小的孩子才刚刚满月。舅母去世时，我外公还在我家生活。外祖母去世很早，若干年前，形单影只的外公就被我母亲接来，住进我的家里。母亲对外公好那是自然的，因为她是他亲生的女儿。我父亲对我外公的孝敬，也让村里人无话可说。外公晚年眼睛失明，行走不便，经常是我父亲牵着他的手走路。我家里没吃的，到处借，但却绝对不会让我外公饿肚子。母亲再怎么对外公偏吃偏喝，父亲都没有任何怨言。

我舅母去世后，母亲含着泪抱回了不足四十天的小表弟，却把舅母撒手人寰的消息，对外公进行了封锁。半年后，外公还是没有被哄瞒住，他知道了舅舅家发生的变故。外公的精神遭受了沉重打击，自此患上了食道癌，几个月后病逝。外公就埋在我们村子的一块田地里，他的丧事都是我父母操办的。我的家里异常困难，但还是请了出殡乐队。

小表弟归我父母抚养。小表弟和我妹妹小几个月，他被抱来时，母亲还处于母乳期。我记得很清晰，要给小表弟喂奶，又要给我妹妹喂奶，我母亲的奶汁却远远不够。经常出现的情景是，母亲的这个乳房上垂掉着我小表弟，另一个乳头上悬挂着我妹妹。孩子一饿就哭，搞得父母心慌意乱，彻夜难眠。母亲看在小表弟可怜的份上，宁愿让自己的女儿挨饿，也不亏待小表弟，因此她有限的奶汁总是向小表弟倾斜。妹妹没奶吃怎么办？父亲就四处奔波，到各村去购买柿子。有时候购买一筐两筐，有时候看中某一棵树，就把那棵树上的柿子全部收购。

小表弟在我家渐渐成长，父母待他如同亲生的一般。父亲从街上回来，不论怎样都要买一点吃的东西满足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总是平均分配，我们多少，小表弟就是多少。甚至父亲从坡地里回来，带回野果，也要一视同仁，给小表弟一份。父亲没有因为抚养表弟发过一句牢骚。

其实，除了小表弟在我家成长，舅舅一家人的生活也归我家照料。那个时候并不重视教育，孩子很容易被放牧。一到放假或其他原因不上学，表妹和大表弟就会来我家，经常是从放假住到收假，一年到头，他们总有三四个月在我家度过的。我家的粮食，是经不住这么多张口狼吞虎咽的。舅舅一家人的衣着，也来自于母亲和姐姐之手。那个年代谁买衣服穿呀？全是靠纺线织布，缝衣纳鞋。没有棉花，母亲去捡，甚至半夜三更随人去偷。把棉花脱子，一夜一夜不睡觉纺成线，又经过了若干烦琐的程序，最后坐在织布机前织布。生产队的劳动很辛苦，为了少超支，母亲半天也不敢短缺，织布都是加班加点完成的。好不容易织成十丈布，有八丈被裁剪下来，给舅舅一家人做衣裳。舅舅家里的人一年四季穿的都是新衣裳，而我们所穿的，则是他们从身上退下的旧衣裳。这些旧衣裳经过母亲的捶洗浆染改造，就变成了我们的新衣裳。

姐姐们除了给我们做鞋，还要用很大的精力，给我舅家人纳鞋底，上鞋帮。每次去舅舅家，姐姐总是背着一大串做好的新鞋。

母亲的所作所为，父亲从来都是支持的，他没有为此叹息过一句。

父亲言语不多，但因为我是家中长子的缘故吧，他还是喜欢把一些话说给我听。比如他给我讲我们的家史，讲自己一生的坎坷，甚至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父亲曾经叹息某户人家的大立柜是我们家的，某户人家的八仙桌是我们家的，某户人家在瓜分我家高楼时拿走了某件宝物。父亲反复询问我能不能把它们索要回来，而我的答复是，年代久远且没有字据，要回来的可能性极其渺茫。

父亲在我的心里是胆小而软弱的，对于他这样的处事方式，我年轻气盛，有点儿不屑一顾。我家门外是一个碾场，碾场之外就是一道沟壑。碾场的边上，有几棵大树，其中有三棵杏树，两棵杜梨树。树很粗很高，看起来有一把年纪了。我问过父亲，这些树是何人栽植？父亲很肯定地告诉我，树全是我祖父或曾祖父栽的。父亲的回答让我疑惑不解，因为从我记事之日起，我就知道这些树归队上所有。

在碾场的北端，有一个小涝池；涝池的北边，是一个不大的园子。园子里原来长着很多树，棵棵粗壮，枝叶繁茂。可惜的是，生产队派人今日砍一棵，明日伐一株，已经让园子里的树消失殆尽。砍一棵桐树的时候我在现场。那棵桐树不是一般的粗壮，三四个人伸开手臂，却未必能将它搂抱严实。生产队的几个壮劳力，拎着锯子，整整锯了它一天，傍晚时分它才轰然倒地。

我对这些树的命运颇为纳闷。这些树有的被砍伐后为生产队盖了房子，有的抬进了村支书或队长的家里，怎么就成为了支书或村长家的私有财产？更让我纳闷的是，村里每户人家的门前都生长着树，为什么人家门前的树归人家自己所有，而我家门前的树却成了队里的集体财产？我家门前的树，最近的距家门口不过十米远，最远的也超不过五十米。再看看其他人家，有的树距离他们家门口二三百米远，但却无人认为那些树应该归队里所有。

当我懵懂渐开之后，我认定我家遭到了欺负。软处好取土。正是我父母的本分老实，才导致了本该属于我家的树，成了待宰的羔羊。我决定索要回这些树的所有权，不仅仅是为了财产，更重要的是为了尊严。

上高中的时候我开始了行动。我先夹一叠枣刺，架在杏树的枝杈上。那叠枣刺，其实就是一则广告，它在向人们宣告这棵归我家所有，别的人无权上树摘杏。正值五月份，绿色的小杏渐渐成长，已经有小拇指那么大了。按往年的惯例，杏花一落，就有孩子成群接队地攀爬杏树，豇豆般大的杏就开始摘着吃。棒槌高的孩子，都知道这棵树是队上的。攀爬队上的树，他们当然理直气壮。

枣刺架上树的这一年的某个中午，正是学校里学生的午眠时间。此时我恰好没去学校，在家里看书。我一抬头，从窗子外望，发现树上有一群孩子正在摘杏吃。我走了出去，喝令他们从树上下来。没有人听我的，他们对我的话置若罔闻。我回家取了一把木杈，举起来，对着那些小孩乱戳。小孩们被我这个举动吓住了，纷纷从树上溜了下来。我喝令他们站成一排，然后一人给一巴掌。一伙孩子啼哭起来，声音或长或短。我为什么要故意打这些孩子，甚至故意让他们啼哭呢？其实是想一石双鸟：一则警告这些小孩，从此不要认为杏树是队上的；二则也要警示大人，从今以后，别再想当然地认为我家好欺负。我看到在不远处的饲养室粪场里，生产队里的男劳力正在那里打粪，孩子的哭声，肯定能唤来他们对这棵杏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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